投资于人: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编者按: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生产端较强、消费端偏弱”的温差格局,依赖物质资本积累的传统增长模式亟待优化升级。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创新,将“投资于物”发展理念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就“2026年两会精神与宏观经济展望”举办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聚焦“投资于人与高质量增长”。现将专家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赵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优化支出结构,让“投资于人”落地见效
宏观经济呈现结构性分化
当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结构性矛盾突出。生产端修复明显快于消费端——2026年1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其中制造业增长6.6%,私营企业增长7.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1%,新动能支撑作用突出。但需求端的修复节奏明显偏缓,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2.8%,城镇消费增长2.7%,商品零售增长2.5%,复苏力度仍显不足。
价格信号同样呈现复杂图景。2月CPI同比上涨1.3%,核心CPI同比上涨1.8%,数据看似回暖,但背后驱动因素并非消费需求的全面复苏。当前CPI回升主要受三方面短期因素扰动:其一,国际金价上行带动国内黄金及贵金属价格大幅上涨,其他用品和服务分项对CPI的拉动已高于食品烟酒分项;其二,基期轮换与春节错期形成技术性扰动;其三,居住类价格对市场租金变动反应平缓——同期百城平均租金同比降幅达6%至10%,但CPI租赁房房租同比仅下降0.5%左右,居民实际居住成本的下行幅度被明显低估。
就业市场同样呈现“总量平稳、结构承压”的特征。1至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2%和5.4%,总体平稳,但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分别为5.3%和5.4%,已接近5.5%的年度调控上限。值得关注的是,城乡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增速回落至0.75%,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名义同比增长3.5%,低于同期GDP增速。当城市就业机会减少时,农民工更多以“回流返乡”方式消化压力,而非体现为城镇公开失业率的上升——这正是中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缓冲机制。
“投资于人”的财政投入力度究竟如何
仅看一般公共预算,2026年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大民生领域支出合计12.4万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升至41.3%。但一般公共预算并未完整纳入社保基金支出,若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纳入并扣除财政内部补贴,2025年广义民生支出约20.0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4.3%。但这仍是保守口径,育儿补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等专项支出尚未完全纳入。
OECD经济体四类核心民生支出合计占GDP比重平均为27.5%。但从相似发展阶段的历史对标看,我国当前14.3%的水平略高于同期韩国(约10%)、与美国相当(约15%)、低于德国(约25%)。结论不宜简单化为“投入不足”——差距背后反映的是收入水平、老龄化程度、公共与私人支出责任划分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更关键的是支出结构的优化空间。当前我国民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收入的比重约59%,而OECD平均水平约72%。若仅通过结构优化将这一比重逐步提升至70%,到2035年民生支出占GDP比重可升至约17%,对应当年多配置约6万亿元,且不增加债务。若希望进一步达到20%的目标,则需引入增量融资安排。
分层次落实“投资于人”
投入规模只是前提,更关键的是投入能否转化为劳动者能力提升、就业质量改善和民生福祉增长。可以构建覆盖五个生命周期阶段(义务教育前、义务教育及高中、青年就业起步、劳动年龄主力、老年阶段)、四大核心领域(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的“5×4”指标体系。从重投入转向投入与结果并重,从重平均值转向分群体差异并重,从重供给数量转向质量与公平并重。特别将“外地户籍常住人口公共服务本地享有率”作为横向比较维度,以弥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监测的空白。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低效率支出,优先保障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核心领域;二是推动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加快社保全国统筹,弱化户籍的福利依附属性;三是提升就业质量,从偏重新增数量转向稳定就业率、合同签订率、社保连续参保率等质量指标;四是聚焦“一小、一青、一老”关键节点精准发力,补齐人力资本培育的核心短板。■
李实(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投资于人”是推进共同富裕更有效的途径
共同富裕面临两大挑战
共同富裕有两个维度——富裕水平和共享程度。前者要求经济持续增长,后者要求差距持续缩小。当前两大维度均面临挑战。
做大蛋糕方面,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不容回避。基于全国住户收入调查的三次追踪数据(2013年、2018年、2023年),居民收入增速在两个五年间出现下滑:2013至2018年,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约8%;2018至2023年,这一数字降至约3%,其中收入最低的10%人群增长率仅1.4%。同期城镇职工工资实际增长率从接近5%降至不足2%。消费需求低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刺激政策退潮后回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至今未恢复至40%以上。
分好蛋糕方面,差距缩小同样不及预期。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至2015年间经历了约三个百分点的缓慢下降后,此后十年在0.46至0.47区间高位波动,未见进一步缩小。工资差距扩大,城镇职工工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27升至2023年的0.4以上。财产差距也扩大——经数据调整后,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升至2023年的0.7以上。
“投资于人”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
为什么“投资于人”是破局的关键?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投资于物终将面临边际报酬递减,只有投资于人才能带来边际报酬递增——人力资本是知识、创新和新思想的源泉,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1988年,大学毕业生相对初中毕业生的工资溢价仅约30%;此后随着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溢价持续扩大,且教育收益率至今未出现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尽管高校扩招已二十余年、高学历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市场对人力资本的回报仍在上升。
从公平维度看,将公共资源更多投向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低收入家庭,既能提高投资效率——最需要的人往往边际收益最高——又能缩小发展机会差距。对低收入群体而言,依靠家庭资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几无可能,公共资源的倾斜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补偿。
“投资于人”需要深化改革支撑
“投资于人”的落实需要制度变革。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值得注意的是,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虽有提升,但再分配后反而下降,政府和企业占比上升。二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攻克特大城市的“最后一公里”,让非户籍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三是改革教育发展模式:取消异地高考等歧视性制度,实现真正的就学自由;教育资源应更多向学前教育、困难家庭子女等更需要的人群倾斜;深化高校治理模式改革,激发教师的创造性。■
雷晓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教育之进,应时代之变
数量红利减退,质量红利待启
劳动年龄人口已于2012年达峰,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也已在2021年前后见顶。未来几年,这一人口下行趋势将沿着教育链条,从小学向初中、高中、大学依次传导。数量红利消退已成定局,培育质量红利刻不容缓。
人力资本存量的现实不容乐观。从不同出生组的教育水平看,90后群体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不足一半,高中毕业者约六成;70后、80后的学历水平更低。跨国比较显示,中国成年人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仍偏高,高中和高等教育程度比例偏低。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虽已达到4%的目标,但与美欧仍有差距。
警惕“技术跑赢教育”
技术进步创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若教育发展能跟上甚至领先技术进步,大众技能提升可共享繁荣;反之,若教育滞后于技术,红利将主要惠及少数高技能群体,拉大收入差距。
当前中国的坐标值得研究。一方面,技术高速发展——AI论文与专利总量居世界前列,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占全球54%,本土供应商市场份额达57%。另一方面,劳动力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技术与教育之间的落差若不弥合,将对共同富裕构成结构性挑战。
培养与AI协同共生的复合型人才
AI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显示,预计增长最快的岗位是数据分析、金融科技、AI与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领域;收缩最快的则是收银员、行政助理、会计等文职岗位。但技术并非笼统地替代人,而是替代特定的技能组合。
雇主最看重的核心技能前五位是:分析性思维,韧性、灵活性与适应性,领导力与社会影响力,创造性思维,动机与自我认知。与AI相关的岗位对软技能的需求几乎是普通岗位的两倍,且对应显著工资溢价。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进一步印证:当机器处理信息、人专注判断与关怀时,人机协同效率最高。
这对教育体系提出了根本性追问。数据分析显示,近年呈现“理工进、人文退”态势,交叉学科蓬勃发展,但语言、公共管理等文科呈收缩趋势,数学等基础理学亦未幸免。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沟通协作等核心素养恰来自人文社科,单向收缩存在风险。教育的调整不应是简单的学科增减,而应强化人文与理科的基础性,推动人文社科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构建终身学习生态系统
70后、80后、90后仍在劳动力市场,但大量群体的教育水平有限。仅靠企业提供专用技能培训远远不够,更通用的软技能培训往往供给不足。建议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终身学习体系,为每位劳动者提供便捷有效的技能提升通道——这不仅是个人适应变化的必需,更是国家应对老龄化、盘活存量人力资本的战略选择。■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增长模式转变需要结构性改革
开局平稳,隐忧犹存
一季度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指标超预期,价格温和回升,就业总体稳健。但这不意味着隐忧消失。
供强需弱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消费修复缓慢,民间投资仍在负增长。内外需错位明显——出口强劲固然支撑增长,但经常项目顺差过大可能引发贸易摩擦。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K型分化加剧,房地产、地方债、老龄化等风险因素持续存在。
增长模式转变是深层命题
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以上降至5%以下,不能仅归因于周期性问题。增长模式的转变才是更深层的命题:过去依靠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模式已难以为继,供给端需从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需求端需从依赖外需转向扩大内需。
这正是“十五五”规划确立三大任务的内在逻辑——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化解风险。“投资于人”在这一框架中具有双重属性:既通过改善民生预期稳定消费(需求侧),又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培育长期增长动能(供给侧)。
宏观政策有空间,但结构性改革更关键
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刺激能发挥托底作用,但解决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之道在于改革。“投资于人”的落地需要将投资重点从过去偏向基础设施和产能扩张,更多转向对人的投资。这不仅是资源配置的调整,更涉及收入分配、户籍制度、教育模式、社保体系等一系列深层制度改革。■
(本文原载自《中国工商》2026年第4期)
监制:杜 鹃
主编:曹原源
编辑:底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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