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投资型资本市场需四大“关键支柱”协同

文｜郦金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也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把金融高质量发展定位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有力支撑。

资本市场是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2024年4月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划了本世纪中叶“建成与金融强国相匹配的高质量资本市场”的发展蓝图。

从融资驱动到投资驱动是市场功能重塑的时代要求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沪深交易所鸣锣开市，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波澜壮阔的40年。从早期为国企解困输血，到股权分置改革打通血脉，再到多层次市场体系逐步成型，资本市场已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面临新挑战，过往以“融资功能为主导”的模式已显局限。构建高效的投资型资本市场，让企业获得更稳定、长期的资本支持以投入创新与升级，满足广大人民对财富的保值增值需要，是契合新发展格局的必由路径。

从“融资驱动”向“投资驱动”转型，是中国资本市场功能与逻辑的深刻重塑。从融资驱动型向投资型资本市场转型，是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投资型资本市场强调以长期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通过优化市场结构、完善监管体制、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等方式，引导资本流向创新、科技、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领域。建设投资型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战略中的核心任务，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学术理论体系。

构建投资型资本市场需四大“关键支柱”协同支撑

新“国九条”即 《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建立培育长期投资的市场生态，完善适配长期投资的基础制度，构建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5年重点任务要求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在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生态正加快形成的进程中，构建成熟的投资型资本市场，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和几大关键要素型支柱的协同。

企业信用基石与价值创造。企业信用是其长期价值的核心背书，在资本市场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是风险定价的基础，市场信用的源泉和资源配置的信号。要推动信用体系深度融入实体经济，需强化信息披露与评级，引导资本流向绿色科技、普惠民生等符合国家战略的领域，使企业信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动能。要夯实企业信用基础，一是要强化法治与执法。严惩财务造假、欺诈发行、内幕交易、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行为，提高违法成本。二是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推行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标准。强化审计机构、评级机构、律所等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责任和独立性。三是完善公司治理。强化独立董事作用和责任，保护中小股东参与权和表决权，建立有效的内部举报和问责机制。四是培育诚信文化。监管机构、交易所、行业协会持续倡导诚信合规理念，建立经营主体的诚信档案并强化应用。

创建识别优质企业的科学机制。高效识别优质企业的机制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市场的“慧眼”与“筛选器”。要科学创建包括专业机构投资者、基本面深度研究、尽职调查、健康的做空机制，以及卖方研究分析、独立第三方调查在内的多元识别机制，及时发现风险，揭示潜在问题。要建立允许机制有效运行的环境与条件，如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要保障市场参与者的专业性与独立性，提高机构投资者深度研究能力，以及分析师、媒体需保持专业操守和相对独立性。要持之以恒地鼓励长期投资导向，鼓励基于基本面研究的长期持有，减少噪音交易对价格信号的干扰，并开展有效声誉与问责机制处罚等。

优化上市制度与注册制深化。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法治化与市场化为保障，倒逼投资者提升专业能力，促进中介机构归位尽责，推动市场成熟。而注册制有效实施的关键保障在于：一是严刑峻法保障，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行为实施最严厉的处罚，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守住注册制的生命线。二是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建立有效的执业质量评价和问责机制。三是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定位清晰、错位发展、有机衔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四是建立常态化、多元化的退市机制，实现“有进有出、优胜劣汰”，保证上市公司整体质量，避免“壳资源”炒作。五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在风险较高的板块设置适当的投资者门槛，保护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投资者。

适度的行业与政策引导。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适度的行业与政策引导对于服务国家战略、弥补市场失灵、促进重点领域发展至关重要，但要避免造成市场扭曲。行业与政策的引导要支持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区域协调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恰当的引导可有效培育新兴产业，在产业萌芽期，给予政策扶持，降低早期风险，吸引社会资本跟进。同时，在行业或政策引导中，要秉持“政策中性”原则，即政策设计应着眼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弥补市场外部性”，而非直接挑选特定企业作为“赢家”或过度干预定价。要明确支持特定领域，而非直接指定企业，即清晰界定鼓励发展的产业方向并设置客观、透明、可衡量的标准。行业与政策引导还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上市标准，允许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上市，破除制度障碍。绝不能因企业属于重点行业就降低信息披露或公司治理要求，或容忍其财务造假、损害投资者利益。

一个强大的投资型资本市场，是上述要素紧密耦合、协同作用的结果。坚实的企业信用基础是整个体系的根基，决定了市场的可信度和稳定性。高效的优质企业识别机制是市场的核心能力，确保资源流向真正创造价值的主体。市场化的注册制是关键的制度枢纽，打开了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并依靠严格的退市制度维持市场“新陈代谢”。最后，科学的行业与政策引导是服务国家战略、弥补市场失灵的必要补充，但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引导而非替代市场选择。

数字化监管与战略前瞻是构建未来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面对金融产品复杂化与风险传导加速的挑战，监管需更具前瞻性、穿透性与科技赋能。人工智能是重塑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的“智能引擎”，有助于金融风险防范从“经验判断”到“量子级预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正在成为构建投资型资本市场的“核心基础设施”，当注册制插上AI翅膀，当价值投资拥有数据透视镜，我们迎来的不仅是金融效率的几何级提升，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范式的历史性跨越。这条路需要打破数据孤岛、需包容试错的智慧，这是当下的必然选择，更是通向未来金融强国的康庄大道。
 

展望未来，一个以投资为本、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前景广阔。中国巨大的居民储蓄正待向长期投资转化，机构投资者力量日益壮大；国家政策坚定引导资本“脱虚向实”，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伴随经济结构优化与新质生产力崛起，更多优质企业不断涌现。一个健康、活力、韧性的投资型资本市场，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的“新引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金融动能，并在全球资本竞合格局中赢得更大话语权与吸引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