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儒家“圣贤型”企业家
文|黄守愚
范旭东188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范旭东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立即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任分析化验员,后短暂在财政部任职,希望推进币制改革。然而面对官场积弊,他很快意识到“另觅途径”的必要性,毅然辞去公职,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914年冬天,天津塘沽海滩边一望无际的盐田令范旭东看到了实业救国的希望,他通过多方筹集资金5万银元,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迈出了他化工创业的第一步。
范旭东一生正值中国风雨飘摇之际,他将毕生心血投入化学工业的发展,先后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企业,建立了被称为“永久黄”的企业集团,开创性地完成了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基础建设,被誉为中国化工之父。他是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到自主创新科技、再到向全球输出科技梦想的第一人,因而享誉世界。
1945年10月,范旭东逝世,毛泽东评价他“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范旭东以私人之力奠定中国化工的基础,著名记者徐铸成说,范旭东是“建国的柱石”。张公权说:“中国的工业,外国人来看,问化学,非找范旭东不可;问毛纺织,那就非找刘鸿生不可。”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谈到中国工业的发展,提到范旭东:“旧社会的人物不是没有贡献的。没有张謇,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范旭东,中国化学工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卢作孚,长江上下游船舶不会这样多。”
阴阳变化,时位不同,要求相异,须因殊制宜。故持中立之立场,不能以西方经验为“正确”而审视近现代中国工商业。那么,在当今,如何以中华文化的立场来评价范旭东的历史地位呢?
儒家圣贤理想的东方企业家典范
范旭东立功、立德、立言,是一位操持儒家圣贤理想的东方企业家典范。他出身士大夫世家,自幼饱读诗书,负有“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的责任,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一个践行正道的儒者。他留学东瀛,研习化学,毕生从事化学工业,自担先导使命,开几千年中国历史之先河。他初以西洋苏尔维为师制碱,拥有先进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相应人才后,改宗中国古代的化学祖师,完成了中国重化学工业基本两翼,蔚为化学工业的一代祖师、宗师。因此,1935年时人尊他为“中国精盐商鼻祖”,今人尊他为“中国化工之父”“中国化工奠基人”。
1945年11月13日,吴蕴初 《陪都各界追悼范旭东先生祭文》 称范旭东有“古圣贤之道”,实现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1945年12月20日, 《海王》 发表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 《悼范旭东先生》 ,认为范旭东“不违中庸”,具有儒家的仁智勇三达德,实现了“三不朽”。1946年 《海王社启事》 评价他,“起儒服”“创立永久黄事业,为中国化工树先声”,“万流仰镜,一代归宗”,可谓一代儒商之宗师、祖师。
范旭东在探索中率先建构基于中华文化的东方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为人类积累了宝贵经验。在1928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企业报刊——《海王》 杂志,并以此在1934年提出了“四大信条”。在“永久黄”团体生发过程之中,化育出了企业精神——“永久黄精神”。在西方,企业精神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60、70年代。因此,当代学者黄小蕙与陈歆文、周嘉华都认为,企业精神方面,范旭东走在世界前面。分析范旭东的创业之道,他为中国企业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范旭东自幼涵养了传统的天下情怀,要复兴中华,兼济天下,对世界负责,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人类服务,呈现了圣贤之心。1933年,他安排侯德榜出版 《制碱工业》 ,公布苏尔维制碱秘密,使之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被美国威尔逊教授评价为“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1935年,他创办中国工业服务社,构想成立中华工商业大联盟,输出技术,提升中国工商业实力,进而帮助弱势民族进步。1936年,墨西哥、印度先后请求永利代为设计碱厂。1940年,范旭东答应南非请求,派侯德榜代为考察办碱厂条件。到1944年底,在美借款的范旭东答应了巴西、印度的请求,并安排了侯德榜去落实。
范旭东私德、公德俱佳,勤于思考和写作,晚年究心哲学,著述等身,眼光超前,学问湛浩,以求“圣人久大之成”,自我尽性,永利天下。他传奇的一生,以服务社会、振兴中国为宗旨,反抗西方经济压迫,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保障道德免于沦丧,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尊严感,其成就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生前被视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和“中华民族的光荣”“祖国复兴的象征”,胡适1940年评价他是“新圣贤”。著名哲学家、新儒学三圣之一熊十力评价他是“贤人”,在豪杰之上。观照王夫之的信从者范旭东的一生,尊他为“圣贤型企业家”,恰如其分。民国史学家朱宗震认为范旭东是儒商,保持着传统儒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伦理上继承了儒家的价值观。
“新中华文化”的建设者与传播者
范旭东坚守中华文化,努力建设“新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开辟新的生路,实现“永久黄”。他倡导建设本位主义的 “新中华文化”,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完全复古,走基于文化内生的、独立自主的中体中用之路。1932年,他说:“就中国而论,在从现在二千年前后,到五千年之间,创造力异常之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应有尽有,就是文化,国防,乃至艺术,也都有特别创造。”“我希望中国工程师同人,在这外寇凶横,同胞忍辱的当儿,大家澈底振作一番,发挥我中国祖先传来的创造精神,替祖国开拓未来的新生命!”
范旭东在他写的 《远征》 一文中说:“我常想这世纪中国民族的进展,不能说派留学生无功,一方面闹得国是像今日这样五颜六色,这个政策也绝对不能辞其责;留美的是美,留欧的是欧,留日俄的是日俄,只可怜中国,无形中变了欧美日俄的势力苗圃,这所为那条!”范旭东反对将中华文化、科学对立起来。中华文化本身就含有科学因素,而科学也有限度,既不要拿西方科学反对中华文化,也不要因保持中华文化就反对西方的科学。应当说,不是中华文化与科学融合发展的问题,而是中华文化内生科学,让现代科学从中华文化里面生长出来。
1942年10月31日,国民参政会闭幕,范旭东代众致答词云:“最近一百年中华民族,为要保持固有的文化,同时又认定科学必须吸收,两者之间,不易调和,矛盾百出,因此耗费国家元气,不知若干。积败之余,甚至民族自信,几将动摇,暴敌趁此新旧相持机会,乃不择手段,大肆侵略。我中华民族所受之苦难和羞辱,在历史上殆无其比。”
范旭东精通经世之道、致用之术,主张崇实黜虚,发展中国科学,主张百工技艺建立科学之上、科学又建立在中国哲学之上,由此生发出“新中华文化”。如何下手?他主张建立新的中国哲学,以哲学为中国科学奠定基础、开发科学精神的“活水源头”,以中国历史为科学树立自信、动力。他早期主张创造“新的人生观”,到了晚年,他钻研哲学,还请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学的人生观”,弘扬基于中华文化的新人生哲学。他在1943年还写了 《人和物》 ,主张转换哲学方向,从研究人事改变为研究“物”。
据许馥回忆,范旭东将办企业视为养儿子,希望儿子们将来有出息。这些儿子合称“永久黄”。“永久黄”意思是中华文化的可久可大,永远兴盛,为圣人一以贯之之成。“黄”,既是内在的动力、创造力,也是指中华民族。中国的炼丹术向西方输出,开世界化学之先河,再升级为中国人所有,后出转精,是为“新中华文化”之内容。栽培国家未来文化,如养育儿子,这是范旭东建设“新中华文化”的良苦用心。
自主创新的科技先驱
范旭东继承圣人发明创造传统,重视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实现了先进技术、自主创新的本土化,从“师夷长技”走向“自生长技”,进而“向全球扩散长技”,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史和科技史上一个转折性、开创性的重要人物。在先秦时期,中国形成了“圣人发明创造传统”。范旭东继承了圣人传统,有“道术体用”的观点,懂得致用之术来源于学术研究,认为学术研究是神圣工作。他在1922年私人捐款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以为神经中枢,确保企业永久繁荣。1938年到1943年之间,他在生存困难之际,仍投入巨资安排侯德榜主持研发出“侯氏碱法”,以求永远保持世界一流科技实力。1944年又创办海洋研究室 (社) ,认为待学术研究有成,斥卤之地变而为“黄金穴”。
正是范旭东重视学术研究,笃信科学,得以拥有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和培养出了相应的人才,实现了先进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本土化,自生长技,也即实现了“地气”转移。在范旭东之前,各界注重“师夷长技”,却不从“源头活水”处下手,使得无数的悲剧英雄在救国救民的热潮中折戟,勃然而兴,忽然而亡。现代学者赵津、李健英认为,范旭东是洋务运动以来工商界的一个转折性人物。
在当时,制碱是秘密技术,被苏尔维公会封锁、垄断,中国无人参观过碱厂,也不知道工艺流程、机械设备,范旭东最初创办碱厂带有探索性质,幸有充足的科技人才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历经10年的磨难,终于在1926年成功出品,是亚洲第一次自主生产出纯碱。他打破了西方科技的封锁、垄断及经济压迫,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次解决西方卡脖子的问题。他在黑暗中摸索的成功经验,誓不屈服的顽强精神,至今值得后人敬仰、学习。
范旭东将自主创新能力比喻为“稳婆” (接生婆) 。1933年底,因他的“中国助产术”高明,得以从西方“虎口夺食”,南京政府放心委托他承办永利铔厂。如果说1926年出碱,范旭东已在工程技术上非常自信,到1936年南京铔厂的逐步建成,他的自信愈臻巩固,要自立门户,继承化学祖师的精神,建构中国古代化学史,创造新的世界化学史。
范旭东认为,世界化学滥觞于中国,是华夏化学祖师向西方输出技术,数百年来之失误,“不能想在前面就会落在后面”,反为西方超胜。故从“师夷长技”到“夷师长技”,让全球学习中国先进技术,用道德滋养全人类,这是范旭东重光祖德的追求。为此,他公布苏尔维制碱法秘密,答应向印度、巴西、南非等地区输出制碱技术。
东方民营企业道路的先锋
范旭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思想家和管理者。1934年3月,他在团体刊物 《海王》 上刊文呼吁征集团体信条,希望建立能够“培育和统一团体意志、增强团体力量、实现发展实业、服务社会”的企业精神支柱。经过广泛征集职工意见和多次讨论,同年9月20日,范旭东亲手订立了“永久黄”的“四大信条”:
(一) 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
(二) 我们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
(三) 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 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这四条信条构成了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成为“永久黄”团体同仁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在此后15年间一直刊登在 《海王》 杂志上,激励着“永久黄”几代人奋力前行,缔造了中国化工史上的奇迹。
在企业经营中,范旭东为自己设立了严格的行为准则: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他当“永久黄”团体领袖三十余年,只拿一份工资,生活简朴,大部分投资收入都赠给文教机构及企业员工。 他的个人情操直接影响了企业文化,也赢得了员工的尊敬与忠诚。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范旭东的企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主要厂房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永利合营,范旭东坚决回绝:“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他带领团队在西南后方开辟新的化学工业基地,支援抗战与国家建设。
范旭东自负先导使命,当开路先锋,探索出了一条东方发展民营企业的道路,是未来民营经济的方向。他“是高明的灯塔”,所思所言所行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启示后人。1928年,范旭东预示说:“久大、永利的事业,在国内都是创造的,将来的影响必远大。”
著名爱国实业家李烛尘说,范旭东“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全靠他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实业救国’的路”。经济学家何廉说,范旭东“为中国工业指明了一条宽大的出路”,“不管现在国家如何走法,走来走去,终久要走上永利这条路上来的”。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任鸿隽说:“现在范先生已与我们长辞,但他创造的工业与研究所,幸得无恙,而且在复员以后,它们还要发荣滋长,是无可致疑的,不过范先生的精神——工业以科学为出发点,学术为工业的终竟目的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保存与效法,庶几范先生所希望的新的学术技艺,在中国有实现的一日。”
(作者系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船山学社副社长)
(本文原载自《中国工商》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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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瀚慧
编辑:曹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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