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民族工业先驱的四大成功要素

文｜黄守愚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企图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控制中国，肆意掠夺财富，妄想吞并土地。中国志士奋起救亡，由此民族工业兴起，以求挽回各种权利，复兴中国。然而这时的民族工业家因缺乏资本、人才、技术、管理，既有列强压迫，又有国内的环境阻碍，大多在寻道图新的过程中以身殉道，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故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范旭东却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创办久大公司和永利碱厂，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他不仅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更是将“红三角”牌纯碱打造成“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被誉为“以私人为国奠定化学工业基础的第一人”。

 

范旭东之所以能在众多民族工业家中脱颖而出，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在于他具备四大成功要素：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高尚的圣贤精神品格、对科学的笃信与重视，以及卓越的人才观念与用人智慧。这四大要素相互支撑，构成范旭东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企业家精神，不仅感召无数人才团结在他旗下，更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经验。

 

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范旭东出身士大夫阶层，常说自己是“书生”，也要求 《海王》 社、黄海社及所有同人应有“书生本色”。书生报国，兼济天下，是范旭东作为公司创始人的原初价值观。换言之，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爱国主义是范旭东的初心。

 

传统的爱国主义是基于“天下观” “中国观”的，要对全人类负责。 《史记ž五帝本纪》 阐述了古代的“中国观”， “中国”是天下的共主，对天下负责，这是 《春秋》 的“微言大义”。范旭东作为“书生”，饱读儒家经典，继承了传统的“中国观”。因此说，他的爱国主义是天下立场，首先是为国家办事，进而是为人类办事。

 

范旭东开办久大公司，“惟期改良盐质，以振起国民之新事业”“富国而便民用” “使人民有干净的盐吃，有便宜的盐吃” “为中国化学工业奠定基础”。1934年，范旭东号召同人，“不要忘了各人的责任，尤其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中国实业前途奋斗”。

 

范旭东创办永利碱厂，“其目标全注重为中国创一事业”，即 “树国家酸碱工业之基础， 固吾国防化学之囿垣” “公司负吾国化学工业先导使命，日夕未敢忘怀”。1926年，“红三角”牌纯碱被评价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1937年，永利硫酸铔厂建成，被评价为“中华民族的光荣”“祖国复兴的象征”。故 《工程界》 说：“以私人为国奠定化学工业基础，范旭东先生是第一人”。

 

“为国家计，为人类职责计”，把国家的未来、人类的未来视为自己的事情，那么，范旭东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国家、人类的“法人”意志，不再是他的私人意志了。他向全人类公开制碱秘密时说：“我们决不能今天受人欺压，骂人不仁不义，明天再去欺压别人，又被别人骂作不仁不义。”所以范旭东的竞争对手——英国卜内门负责人季培德认为，他“非生意人，乃一理想者”。

 

1933年，范旭东说：“我们办实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我们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在环境许可之下，不问事业的大小，努力地往前干去。”他安排侯德榜出版 《制碱工业》 ，公开苏尔维法制碱秘密，这不只是让世界共享科技财富，更是用仁义道德滋养全人类。1939年，范旭东说，学术研究“务必使它和人类接近，同时开辟人类和它接近的坦途”。

 

范旭东常说自己“书生之见”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要做社会的中流砥柱，为国家开出新路。1934年，范旭东谈到办实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救中国，革西方列强经济压迫的命，进而“以大无畏精神为人类服务”。1948年，周作民在美国纽约时回忆说，自己与范旭东在日本读书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为国家办事业，不是为个人作打算”。

 

范旭东的爱国主义是为中国办事，为天下的全人类办事，这种精神让他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感召了无数人团结在他旗下。侯德榜曾对范旭东说：“国家如此危急，革新自吾人始。”阎幼甫在接手 《海王》 时说，“我们团体之内,大家都是‘超社会’的人，应先自负责，并拿出‘我不死，中国不亡’的精神，切实互谅，切实团结，认定了中国不是中国的中国，也不是国联的中国，更不是外国的中国，而是‘我的中国’！不仅同情而要力助一般肯救国的人，则中国的将来，自能由我定它的命运。”

 

在清末民初，王船山 《黄书》 的“黄中”思想让无数知识人的内心昭苏，奋起救国救民。当时的仁人志士奋起救亡，然而在科学、技术上属于“后发”，步履维艰，而范旭东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树立了一面救国必成的大旗。侯德榜曾对陈调甫说：“像范旭东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拥护帮助的。”李烛尘也说：“我们都愿意跟随范先生。”任致远表示，“旭东先生以诚待我，我也以诚答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李金沂说，团体员工对范先生“无不有亲切钦敬之感，故追随工作至二三十年者比比皆是”。

 

范旭东的胆识、远见、知识、洞察力、判断、谋略，呈现出一种突出的人格魅力，长久激励追随者们，以实现“永久黄”团体的目标。在范旭东的领导下，各路猛将高度认同各种决策目标，并主动配合。在长达30余年的创业过程之中，“永久黄”团体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其中有强烈的范旭东个人的正道色彩。正如经济学家何廉、科学家侯德榜说的，范旭东既是工业家，也是思想家。

 

高尚的圣贤精神品格

 

圣人是古代君子 （士大夫） 之学的最高追求，其次是贤人。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范旭东服膺王船山、曾国藩之学，自然心向圣贤，志伊尹之所志。范旭东的远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母亲谢氏不改节，姑妈、姐姐获得贞孝之旌表，这些都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追求。范旭东也强调过，要当好“老大哥”，“个个都要有伊尹之志，为公众负起责任”。

 

据范旭东的女儿、外孙女和追随者的回忆，其言行、事迹实有传统士大夫的家教训练，受湖湘儒学熏陶，自我操持严格，超拔流俗。譬如，“食不言”，在家吃饭禁语；不看戏，无歌舞伎乐之好。范旭东不抽烟，不酗酒，别人劝说他纳妾，生一个儿子继承事业，他拒绝了，还认为妻子是他成功的要因。据黄汉瑞回忆，范旭东认为自己成功的原因分三股，一股是自己的才智努力，二股是社会友好和公司同人的辛劳和帮忙，三股是妻子对自己的理解、支持与照顾。

 

范旭东嗜书如命，每天看书看报，还喜欢种花种菜，亲自劳动，以“习劳”自居，不像“大老板”的样子。他当总经理30余年，不买车，不置豪宅，生活简朴。他说：“人生两条腿，不走还行？”范旭东不务虚名，实事求是，求知欲旺盛，绝不轻放光阴过去，所以他从学生时期直到晚年，总是站在时代的前线。这是儒家的“涵养须用敬”精神，坚苦自持，超拔流俗，也明显有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家教训练。

 

在清末民初，公司制进入中国，公司的主要办事人不是大股东，却承担着无限的责任。以一人而兴，因一人而亡，在当时是常态。范旭东是一位优秀的办事人，一辈子都在持续创造和扩张事业，他的意欲不可阻挡，而久大、永利公司的经营，黄海社、 《海王》 旬刊的创办，更体现出他的优秀品质——公德。

 

在创办久大公司时，范旭东就为自己定下三个原则：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1915年，久大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范旭东提出“公私行为，务求明朗公正”。公司的同人在生活上有困难，他听闻后马上捐出私款，连妻子都不知晓。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范旭东义愤填膺，号召久大精盐公司全体同人捐款2000银圆，永利制碱公司全体同人捐款1000银圆，救助受难同胞。

 

公司创始人是企业组织发展的指导者，要在言传身教中示范给同人看。范旭东曾对孙学悟说：“为了事业的发展，首先我要做个样子。”在他的“因之” “利导之” “教诲之”下，同人的私人目标得到满足，上下一心，每个人都焕发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努力为企业目标奋斗不息。

 

对科学的笃信与重视

 

虽然范旭东是一位信奉传统儒学的知识分子，但他深知，进入现代，崇实黜虚，要靠科学之术，获得“常识” “见物而得其真，作事而得其理”。他曾说：“公司事业前途惟科学之力是赖，……使中国人所经营的事业渐渐纳入科学正轨，这是我辈惟一的希望。”他在制定“四大信条”的时候，也提出“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

 

在创办永利铔厂之前，银行团之所以愿意借款给范旭东，其中一点是认为范旭东绝对相信科学。1945年，侯德榜总结范旭东伟大之处有五，其中之一是笃信科学。

 

范旭东认为，学术研究是科学之本，而科学是技术改进之本。技术改进，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企业成功之本。因此学者在实验室、书斋里面“炼丹”——做学术研究、试验，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急于求成，只晓得“师夷长技”，而不从研究科学下手，吃了大亏。技术在改进、竞争之中会不断更新替代，一段时间后就落伍了，或被淘汰了，引进技术不如待在书斋、实验室做研究科学，自主创新技术，实现“夷师长技”，让全球向中国学习先进技术。

 

范旭东明白发明创造的困难，大多数情况是要在实验室经过无数次试验，失败是常态，因此他主张不惜成本，允许研究人员失败。他还曾告诉黄汉瑞，让学者安心待在书斋、实验室从事学术研究，必须给予足够的资金，也要不计成本。

 

他还认为，学术研究需要时间，不能急于求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科学研究，要视为神圣工作，甘于自我牺牲，不能怕麻烦，不投机趁热，更不能为名利所惑。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是远超于时代的，直到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

 

因为对科学的笃信，范旭东拥有远大的眼光，不断超越自己，走在时代的最前面，制定最新的未来战略。他不动如山，决机如水，不只是“与时偕行”，而且是“治时”“先时”“因时”。因此陈炳富、柳茂平认为，范旭东是“战略企业家”，在制定总体战略、战略决策、战略实施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卓越的人才观念与用人智慧

 

范旭东认为，人才是事业的基础，用人惟德惟才。为了招募、培养高级人才，他不惜重金，更是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在范旭东旗下，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是“西圣”，范旭东在日本的同学傅冰芝是“东圣”，他认为，这“两大圣人”的道德人品、学问文章是公认可以为人师表的。

 

在范旭东的团体中，能人猛士比比皆是，范旭东总能让他们发挥最大作用。侯德榜本是学制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他为制碱、制酸成功作出杰出贡献，又领导团队发明“侯氏碱法”，是范旭东的头号功臣。李烛尘精通管理、外务，又深入钻研学问，为“永久黄”团体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许腾八是范旭东的内侄，因患有眼病，未能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毕业。范旭东拿出1000美元资助他治病，到美国学化工，他的试验改进为永利大规模化生产作出杰出贡献。陈调甫是中国第一位化学硕士，在永利成功产出纯碱的过程中，其功劳不在侯德榜之下。

 

范旭东对人才格外尊重与珍惜，因而得到了部下的尊重与忠诚。余啸秋负责会计事务与商业外务谈判，忠于职守，不为商业间谍所收买。阎幼甫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辞去官职，一心跟着范旭东干事业，担任 《海王》 旬刊主编几近二十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唐汉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采冶系，回国后在多处工作，然不足以维持生计，1931年入职永利，后调任久大总工程师，范旭东对他多有提点。他感激范旭东知遇之恩，曾说“士为知己者死”，将“永久黄”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

 

范旭东求人才不惜重金。何熙曾本来在周作民处办厂矿企业，月薪六百银圆。范旭东一再要他去久大、永利工作，但那时“永久黄”团体几位负责人最高月薪才三百六十银圆。范旭东表示可以给他月薪五百银圆，何熙曾难却盛情，1934年间加入永利，担任工程师兼原料部负责人。

 

范旭东善于将将，主张“劳于用人，逸于用事”，授权各位大将各自为政一方，各展其长，各安其分。他常说这些话：“各守各的岗位”，“各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各本岗位努力为国”，“各尽各的义务”，“各尽其本分”，“各尽各的能，各遂各的生”。他负责公司大局，长期不待在工厂，不管具体的事务，“总经理除指示大政方针外，听其自由，故人尽其才，颇能收分工合作之效”。

 

例如1935年5月8日，美国经济考察团来天津访问“永久黄”团体，范旭东恰好当日南下公干，全程由李烛尘负责接待。许腾八回忆说：“侯德榜博士参加永利后，他 （范旭东） 就把全厂的技术权完全交给了他，范先生从不插手，真是言听计从。由于范先生对他的放手信任，使侯德榜先生万分感激，把永利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不辞劳苦地百折不回地工作着，使永利碱厂终于突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而在我国站立起来。范旭东先生这种使用知识分子的方法，在永利成了一个示范，而被各级技术领导所效法，从而充分发挥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范旭东常说，“凡事待人而兴”。他还注意对多层次人才梯队的培养，首先是扫除工人中的文盲，从1921年开始办读书班；其次是培养技术人员，在1934年开始办艺徒班，从高级中学、职业学校中招募毕业生，边工厂实践，边学习；再次是派出高级人才去国外深造，了解世界前沿动态，提高竞争能力。永利是世界一流企业，当然要及时了解世界同等级企业最新的情况，“厂中并无外国技师，但一面随时派人赴外国考察学习”。

 

根据陈调甫记载，“历年派往外国留学者，络绎不绝于途；抗战后遣往美国实习求学者更多”“三十年来本团体所花教育费用，苟精密统计之，足使庸俗惊讶失色，然 (范) 先生为事业计，为国家计，知栽培后进，乃基本扼要之图，故毅然行之而无吝也”。到1935年范旭东发起成立中国工业服务社时，“永久黄”团体已经“聚百余专门的工业技术人才”和“千余人的熟练工匠”。

 

（作者系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船山学社副社长）

 

（本文原载自《中国工商》2025年第5期）

 

监制：杜鹃

主编：王瀚慧

编辑：曹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