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这也许是中国最被高层重视的民间会议。

9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研讨会。

50人论坛1998年由中国知名经济学者发起成立,是一个非官方、公益性的学术组织。成立至今,国内外权威机构相信它对中国经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副总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者齐聚一堂。

他们开会的方式很特别。

不论多大的官,主宾席提前帮你摆上名签已经是特殊待遇。本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百忙之中赶来,没有致辞、没有讲话,听了两个发言,就悄悄离去。他可是论坛的发起人哦。

会上的讲话方式是这样的——

“消灭私有制是一种不和谐音”,“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中国宏观税负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

由于讨论的问题常常是中国发展的根目录问题,所以火星直冒便成了常态。批评政策或者不同意谁的观点,都是点着名直来直去,很少遮遮掩掩的。

此次会上发言部分流出后,很多人评论说,这个会议真敢讲话。

其实,这次会议没有大胆的前瞻与研判,更多的是审视和反思。发言主要围绕过去几十年深刻塑造中国经济的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在国家当中,政府与市场如何共处?

在市场当中,私企与国企如何共处?

在私企当中,寡头与小微如何共处?

这些问题谈了几十年,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落定。难怪,这些发言这么容易产生共鸣。下面我们就来做一番归纳。

01

五级行政变三级,政府管住自己的手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过去40年里,中国似乎总会周期性上演同一幕场景。

经济冷了,加点油;经济发热了,踩一脚。每次这种历史性的交替,或多或少都伴随着一些问题的出现和震荡。

比如93年海南房地产的崩盘,比如今年去杠杆下的股债汇三杀。中国的经济在循环反复中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实现波浪式的前进。

这也是吴敬琏所说的“翘翘板式”的运行状态:中国的经济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出现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

之所以会进入这样一种局面,就是因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比较模糊,行政之手干预起来不讲客观规律。最典型的比如这两三年的环保风暴,风来了,安全标准、技术标准一刀切,不达标就直接关停,常常连个过度、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凯恩斯主义早已渗透进中国的骨子里。每逢历史的关键节点,政府更习惯于大手大脚的包揽,牢牢把控住财政、货币大命脉的开关。而民众也有一种巨婴心态,股市下跌了,希望国家队出手救市,理财产品爆雷了,希望银行机构能刚兑,银行倒闭了,希望政府能够兜底……这种心态无形中也阻碍了有形之手的后退。

在以前,有形之手力量强一些也不妨,毕竟中国是在快速前进,总量不断扩大。但是这两年,中国经济已经换挡迈入新常态,社会财富蛋糕的分配慢慢从“增量”分配转向“存量”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有形之手如果进一步膨胀,很可能会造成资源的集中、垄断和分化。唯有让市场来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才能推动今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这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了!

为此杨伟民提出了几个建议:

减政。横向上正在落实大部门的改革,纵向上应该减少行政层级,从五级行政改为三级行政,变成中央—省—市(县)。

减权。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

减税。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

行政层级过长,历来是官学两届很受关注的一个弊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谁都是乡镇的上级,谁都可以让乡镇汇报。基层政府承担了最繁重的治理任务,一年当中有非常多的时间在写材料、开会、接受检查,而不是在搞公共服务,形成巨大的行政浪费。

要走出大部制改革部门、人员越减越冗的怪圈,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或许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中国的行政改革不一定会按照中央—省—市的结构走,但简化层级确实是一种思路。

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再进行减税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因为民众需要供养的公务员数量减少了。如此,帮助中国税改彻底走出“黄宗羲定律”。

而不管减政也好,减税也好,最终都会落到减权上——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藏富于民,让底层有更多的获得感。

02

给民营经济更重要的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现在出现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初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

最近大半年来,中国集中出现了一些容易产生误解的现象。我们说减税降负,政府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却比GDP要快,比重一直在增加;我们说去杠杆去产能,淘汰的更多是民营企业,国企仍在加杠杆。

据证券时报报道,今年已有约16家上市民企计划或已通过协议转让股权,引入国资背景股东。其中,实控人可能或已变更的民企有新筑股份等7家公司。民营企业纷纷“借靠大树”。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吴小平抛出私营经济退场论,之所以遭到舆论巨大反弹,就是因为他打破了最后的平衡感。

私营经济创造了中国60%的GDP,70%的出口,80%的就业岗位,地位十分重要。80年代私营经济在萌芽的时候,中国体制内将它视为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未来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在论坛上说:“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对民营经济的地位进行巩固加码!?!如果是别的专家学者提出来,也就算了。关键是这个人是直属国务院的智囊团的领导。在这个历史性节点上提出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了。

今天,民营企业家对产权保护的需求,对减负的需求,对融资的需求,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的需要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若能给私营经济更重要的地位,企业家无疑会有更强大的信心。

杨伟民的建议很直接: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真能做到这一步的话,就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是一样的了,消灭了歧视,消灭了垄断,大家都可以进来玩,谁输谁赢凭真本事说话。

不过,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难度总是很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杨的建议就更温和些——

民企寻找国企做庇护伞,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

“在最困难的时候进入,好了之后再卖回去,再还给私人企业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走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路”。

03

地方“保护主义”如何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在中国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很难,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白重恩的“特惠模式”,说白点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中的激励扭曲现象。

地方政府掌握资源有限,而官员晋升考核中GDP的权重又大,就非常倾向于花在见效快的企业身上,没有太多耐心慢慢孵化。而法制机制的不健全,也让地方政府有了漏洞可钻。

以前有什么税收“两免三减半”,土地零成本,发展到后来,几乎什么手段都能上。最近社会上吵得火热的社保新政,中央将社保征收从社保局改为税务局,其中有一个原意就是对地方政府的纠偏——

很多地方为了招商引资,曾出台政策为降低社保缴费费率亮绿灯。来吧来吧,来这里开厂招工吧,社保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缴纳就行了,这样你们的成本就会很低。地方看中效率性,中央更注重公平性,最终促成了这场社保费改税。

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特惠制推动一些企业发展壮大,带来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最典型的就是寡头垄断。很明显,如果地方政府给一些企业特殊待遇,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按白重恩的说法,这会带来挤出效应,造成资源错配。

今天,中国的消费层级为什么会分化,同时出现消费升降维,方便面榨菜大卖,奢侈品、豪华车销量也在增长。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还没有打破“特惠制”,造成了马太效应,寡头活的滋润,小微活的惨淡。像每一轮大放水下,受益最多的还是那些在地方有话事权的龙头企业。

大企业变强是好事,但不能是牺牲小企业的利益来换来的,否则就变成了零和游戏,变成了强者收割弱者韭菜。

8月前后的国常会和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合理充裕,央行也几次给小微企业定向降准,原意是扶持实体经济。特惠制不打破,中小微企业拿到的红包就永远存在疑问。

其实中小微企业容纳了这个社会更多的就业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内外形势错综复杂,贸易战、税制改革、去杠杆等,本身小微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就有所下滑。在这个关键时刻,普惠制的时代更应该加速到来,尤其是这个普惠金融制度,不能好处都给地方上的寡头拿了。

其二,“特惠制”也造成我们今天的环境问题非常突出。珠三角黑臭水体,华北平原空气污染,就是当初地方政府对一些创收大的寡头睁只眼闭只眼,把选择性执法当成了给企业的一种“特殊优惠”。

当下,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两个千年大计非常突出的短板。关这一块的整治,就会耗去我们巨大的社会资源。这笔历史账能否还清,直接关系着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关系着我们追赶世界级城市群的起飞能力。

在普惠制度没完善的情况下,特惠制度或许是次优的安排。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的。?

唯有普惠制,才能打破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打破大财阀的“套利空间”,赋予整个社会机体以活力。

火力全开背后透露的是“着急”。

着急当然首先在于当前的形势。

50人论坛论坛成立于1998年,当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形势极为诡异,经济负增长,走出通缩成为最迫切的问题。

1998年的底限是保八,但到底是动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国内分歧严重。

经济学界甚至对中国是否还能长期保持高增长也分歧巨大。

于是,刘鹤和樊纲在木樨地一个小快餐店里一拍即合,发起成立了这个论坛,让经济学者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的、开诚布公的讨论。

20年过去了,吊诡的是今天中国面临的形势、财政部与央行的政策争论……都与当年神似。

但解决方案呢?

中国从来不缺清醒的大脑,听一下会上的讨论,或许我们能够从中得到自己心中的解决之道。

本文作者:旺角黄局长、青岩

本文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延伸

阅读一

重磅会议!刘鹤、楼继伟、易纲等出席,参会者发言犀利,都说了啥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产官学三界众星云集,吴敬琏、刘鹤、楼继伟、易纲、林毅夫、白重恩、杨伟民等重量级人物出席,阵容超豪华,与会人员的发言相当精彩犀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创办者之一正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论坛于1998年6月成立,定位为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吴敬琏: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

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他指出,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楼继伟: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认为,“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

他批评称,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杨伟民:很多金融机构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减政才能够大规模减税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资金运用应突破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杨伟民称,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

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杨伟明称,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表示,“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王一鸣认为,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王一鸣表示,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王一鸣认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吴晓灵: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表示,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吴晓灵认为,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李扬: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了生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

李扬做了一个调查,接触了广东、深圳、浙江国资领导,在这些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凯歌行进。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

姚洋:混改时国企要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民企都改没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国企混改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总是悬在国企改革头上的一把刀,现在更加尖锐。姚洋称,我们的思路应放宽阔一些,“资产即使是在民营企业家手里也是在中国的,这是社会资本。”

第二个是国企搞混改的时候到底是谁混谁?姚洋认为,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国企就是趁虚而入。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国企应该手下留情。

姚洋呼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千万不要搞成逆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民企都改没了。

易纲: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撰文表示,下一步,应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具体来看,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

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

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本文来源:华尔街见闻、小熊投资

延伸

阅读二

全是大实话:刘鹤参加的这场中国顶尖经济学家聚会都说了啥?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图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阵容超豪华,发言超犀利,来看看吧。

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吴敬琏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楼继伟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理事长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产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国内营商环境还不完善,企业如果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做

白重恩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但特惠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杨伟民

中财办原副主任

资金运用应突破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

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

吴晓灵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高级研究员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一是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二是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绝对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理事长

当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了生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在广东、浙江这些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凯歌行进。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延伸

阅读三

李扬:需重新审视国企民企改革的基本战略

9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CFT50学术顾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并发言。

李扬?CFT50学术顾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本文来源:新浪财经、金融科技研究)

周其仁:改革需要同人口主体的期望值赛跑
李克强称正研究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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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会议直面中国三大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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